第三次工业革命对CSR发展的影响

    无论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提出的基于互联网与新能源融合引发的工业变革为界定，还是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阐述的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工业革命为概念，第三次工业革命切实正在全球悄然发生，并如前两次工业革命一样，引发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从宏观层面来看将会推动经济社会的深度转型，从微观层面来看则会引发包括企业在内的组织运行方式的深刻变革。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企业有效管理自身运营对利益相关方、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影响，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综合价值最大化的行为方式，以及作为当今全球企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方向，不可避免地将深受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社会转型和企业运行方式变革的影响，其发展方向、演进路径和实践模式也必将表现出新的变化、新的特征和新的规律。

一、企业假设变化引起履责动力更加强调内生性和价值理性动机

    第三次工业革命引发人们对传统的人性假设、企业本质、企业与社会关系认知的重新反思。在经典经济理论中，经济学家秉持的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根源在于经济诱因，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私利。自然地，企业本质上被认为是一个承担唯一经济功能的纯粹经济组织，强调企业在社会中提供或交易产品和服务的经济功能，并默认弗里德曼的“公司只是股东的公司”的现代公司观，这意味着企业与社会的关系被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随之而来的是企业总是尽可能想方设法地逃避承担社会责任，即使承担社会责任，也几乎是在外部施予的强大压力之下不得而为之或者是在精心计算收益成本之后的理性选择，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主要出自外源性动力，并具有明显的工具理性特征。

    第三次工业革命则对此做出截然不同的解释。互联网和新型通信技术使人们进入全球性的社交空间和新的时间领域之中，在互联网上分散的、合作性社交网络中，人们乐于用自己的时间和才智（大部分是不索取任何报酬）来为他人谋福利，即人们行为的驱动力来自“对社会性的需要和集体性的寻求”，这意味着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推崇的“道德人”假设更多地得到倡导。相应地，企业本质上被认为是兼具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社会生产属性和社会交往属性相融合的组织，是通过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与有效管理内嵌于商品和服务提供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增进社会福利的有效方式，这隐含着企业与社会之间存在着耦合与共生关系。在这些新的假设认知下，企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创造社会价值，因此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的内在基因，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更多地来自内源性动力，具有显著的价值理性特征。

二、生产方式变化引起履责主体更加强调中小企业和个体能动性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直接影响是引发生产方式变革。一方面，以大数据、智能制造、3D打印和无线网络为代表的新技术范式正在全球加速得到应用，引起传统的大规模标准化、用机器生产机器的生产方式被以互联网为支撑的智能化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所替代，更适应单一产品生产的刚性生产系统被适合于生产小批量、多品种产品的可重构制造系统所替代，制造模式则从削减式制造转变为叠加式制造。另一方面，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分布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的可再生能源为基础，因此分散式生产是其显著特征。特别是，制造的数字化、智能化、定制化和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使得传统的“集中生产、全球分销”的生产方式加速被“分散生产、就地销售”的生产方式所替代，并且呈现出明显的社会化生产特征。

    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引起不同类型企业的地位变化。相比于以往而言，中小企业由于更符合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强调的个体化和碎片化生产形态以及大规模定制、分散式和社会化生产方式，因此其在支撑整个经济社会系统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力更加突出，而大型企业的地位和影响力则相对弱化。按照戴维斯的“责任铁律”理论，即企业的社会责任应该与其社会权力相匹配，中小企业在未来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应更大，也理应更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因此，目前以大型企业社会责任为重点甚至中心的推动模式将会被更加强调和重视中小企业与个体社会责任的推动模式所取代。

三、商业模式变化引起履责方式更加强调建设合作性责任生态圈

    第三次工业革命赖以发生的互联网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分享协作机制。从企业与消费者关系来看，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新型交易平台使得销售者和购买者之间的“零和博弈”关系被供应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共赢合作”关系所取代，利己主义被利益共享所取代。与此同时，消费的同时就是生产，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产者，由此改变了制造、营销、运输、物流和服务。消费者拥有了更大的选择权、更强的影响力、更高的价值感，因此传统以厂商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必然被C2B合作型商业模式所取代。从企业与企业关系来看，交易成本的极大程度下降、消费者对响应速度要求的极大程度提高、网络的价值增值效应和溢出效应的极大程度发挥等，不仅使传统以竞争为主导的关系被以合作为主导的关系所取代成为必要，而且成为可能。企业与消费者、供应商、同业企业、合作伙伴都具有紧密的互利合作关系，共同形成以价值共享为基础的商业生态圈。

    商业模式的改变引起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式的转变。一方面，目前更加强调企业个体履行社会责任的模式将会被更加重视企业合作网络或生态圈履行社会责任的模式所取代，即认为推动企业所在的整个商业生态圈负责任更为重要；另一方面，企业个体履行社会责任方式将从“授人予鱼”、“授人予渔”到搭建“渔场”转变，即更加强调创建更多企业合作参与的履行社会责任平台，适应集体性行动的需要，打造形成社会责任生态圈。

四、资源配置变化引起履责议题更加强调动态发挥比较协同优势

    第三次工业革命引发企业对资源认知和配置的新变化。一方面，全新的合作性商业生态圈实际上造就了复杂的资源配置系统，系统中的每一个企业、消费者和社会机构都拥有各自独特的、异质性的资源。不仅企业自身所拥有的资源是企业开展运营和健康发展必不可缺的要素，而且系统中的消费者、其他企业和社会机构拥有的资源数量与质量也会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直接影响，其重要性甚至超越企业自身所拥有的资源。企业的任何决策都必须着眼于整个商业生态圈所拥有的资源进行考量，资源配置重点由传统的聚焦企业内部资源转向统筹企业内外部资源。另一方面，不同形态的资源在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中的作用将发生明显变化。土地、资金、机器等传统有形要素资源的重要性将会相对弱化，而专有知识、信息、社会关系等无形资源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显著提升，甚至成为决定性因素。而且，知识、信息、社会关系都具有动态性特征，新的知识、信息、社会关系可能会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企业的“资源池”会不断变化，企业所拥有资源的优势也会动态变化。

    资源认知和配置方式的改变将引起企业社会责任重点议题选择模式的转变。目前，企业往往采取不考虑自身优势而选择普遍性或一般性社会责任议题的模式，或者仅仅考虑自身优势而实施战略性社会责任议题选择的模式；而在将来，企业对社会责任重点议题的选择将从整个商业生态圈的价值创造出发，不仅要考虑自身与商业生态圈中其他组织或个体的相对优势，而且要能够发挥自身优势与其他组织或个体优势的互补效应和协同效应，并随着企业相对优势的动态变化而及时调整，形成基于优势互补与多元协同的动态性社会责任议题选择模式。

五、组织形态变化引起履责管理更加强调价值观与开放参与管理

    第三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将推动组织形态的深刻变化。一方面，人们对内在价值的追求和基于互联网的社会交往，将推动以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为主导的公民社会迅猛发展，并持续不断催生出各种形态的新型社会性组织。相对于市场和政府，公民社会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成为企业所构建的社会责任生态圈的重要组成要素。另一方面，“分散生产、就地销售”的生产方式、合作式的商业模式，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广泛深入应用，促使企业组织模式实现从集权化层级式到扁平化网络格式的变革，“层级组织”被“节  点网状组织”所替代。

    组织形态的变化必然导致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变革。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地位提升要求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更加重视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参与，网络组织的盛行意味着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必须对所有网络成员开放，并且更加重视位于网络节点上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同时，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和社会责任边界的动态性使得集权被分权所取代，控制被自主所替代，传统的指令管理（MBI）模式和目标管理（MBO）模式在企业社会责任管理领域变得不适应，取而代之的是采取价值观管理（MBV）模式，充分发挥社会责任作为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和全体员工履行社会责任的自主性。

六、沟通方式变化引起履责沟通更加强调即时精准和网络互动性

    第三次工业革命引起人们的沟通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推动信息交流实现“从个体的单向传播，到集体的多维反馈，再到互联的任意沟通”，横向的、用户对用户式的即时网络传播方式代替了一对多、自上而下、集中式、垂直式的传统信息传播方式。互联网上每天充斥的海量信息导致人们更加倾向选择性接受信息，并加快进入读图时代，而各种网络社区的兴起则极大地增强了人们之间的沟通互动性。

    沟通方式的改变要求企业适应性调整针对利益相关方的社会责任沟通模式。一方面，企业的社会责任沟通应该更加即时精准，不仅传统的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可能会变得像目前的财务报告披露一样，分为季度披露甚至月度披露，而且社会责任重大信息必然是第一时间披露，并且是动态连续披露；企业不仅要基于大数据对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关切问题和沟通交流习惯进行深入剖析，以便针对不同利益相关方实施不同的沟通方式和传播不同的沟通内容，保证沟通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而且要通过多种技术手段跟踪和评估针对不同利益相关方的社会责任沟通效果。另一方面，企业的社会责任沟通更加强调网络互动性，不仅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需求了解、内容确定、信息发布、效果评估、跟踪反馈等全过程需要与利益相关方开展互动，而且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践过程中也要求通过信息网络与不同利益相关方进行更加频繁的沟通互动，甚至企业会针对特定重要的社会责任项目建立基于互联网的、囊括主要利益相关方的虚拟社区，实现企业与利益相关方、利益相关方与利益相关方之间更加便捷、更加紧密、更加开放的多维互动，拉近相互的心理距离，赢得彼此的利益认同、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作者肖红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小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