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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国家前行航程中的瞭望者”

2015-04-14《光明日报》2015年04月10日07版林尚立

——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谈高校智库建设

记者:中央提出,要大力加强智库建设,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高校智库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类,和其他类别智库相比,具有怎样的“共性中的个性”,应该且可能在哪些方面发挥突出作用?

林尚立:高校智库的定位,须放在整个国家智库体系的大格局中分析。一个国家要发展壮大,要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优势,其战略能力至关重要。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战略能力的综合体现。从现实层面看,智库存在层次与功能的分级分类——有的智库侧重于提出具体的战术性建议,有的则更侧重于提出战略性预测与建议。战术层面解决的大多是国家治理当中“急、难、愁”的技术性问题,战略层面未必像前者那样具体,却更加具有长远眼光与全局意义。这两类智库都是国家发展所需要的。一时看来政府可能有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制定好的战术首先要有战略能力作为支撑,否则,战术再好,可以赢一城一池,却未必赢得了整个战争。所以,战略层面跟战术层面要相互结合。一般来说,有战略能力的智库越多,它对整个智库的引领性就越强,战术型智库的质量也会越高。

高校智库,应该更侧重于提供针对重大问题的战略性方案;高校智库人才,应该是能够把握事物根本、判定事物虚实、敏锐判断社会变化趋势的战略科学家,在他的决策建议背后,首先要有深刻的、系统的理论能力和专业能力。换言之,高校智库应该做国家前行航程中的瞭望者,登高望远,指引航向。

记者:做出这样的定位区分,是基于什么原因?您怎么看待智库建设与大学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

林尚立:这样的定位,是从高校智库建设的优势与劣势出发而得出的结论。

大学建设智库,最突出的优势就在于学科门类齐全、基础研究力量雄厚,可以为智库建设提供充分的人才支撑、有力的学科依托、丰厚的学术底蕴,能够更好地把握相关领域的学术前沿动向。值得注意的是,优势如果利用不好,也可能转化为劣势,尤其是长期的学科建设带来的学术导向、重理论而轻实践的传统观念。同时,与党政部门智库、社科院等相比,高校智库的确存在与社会实际对接性不强、对政策体系与决策过程不够熟悉等不足之处。加之大学受到体制约束,在队伍上很难形成非常大的智库兵团,在资金上很难像社会智库那样有充足的投入。

基于以上现实,大学智库更应该注重发挥既有优势,在此基础上着力补足短板,使智库团队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广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问题能力。只要具备了这些基础条件,再借助逐渐成熟起来的与现实对接的机制,高校就可以释放出战略研究、服务现实的巨大潜力。

智库建设与大学固有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职能不存在本质冲突,反而可以相互促进。从一定意义上看,智库建设能够作为高校内部改革的一个突破口,为高校提供转型发展的有利契机。首先,智库建设的问题导向、现实观照,能够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整合,既有利于各个学科的成长,也有利于人才培养。其次,高校建设智库有利于知识体系转换,使写在教材上的人文社科知识转化为对社会的推进力量,推动学科知识体系创新。社会科学要真正发展必须跟着国家和社会走。最后,通过智库建设,大学能够更好地发挥国际化优势,在全球舞台上与其他文明进行对话,合作解决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成为国家软实力的支撑点和对外展示窗口。

记者:您也谈到了智库国际化的问题。高校在国际化方面有着突出优势,而复旦智库已经与海外高校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三个中国研究中心。高校智库国际化有什么重要意义?

林尚立:首先,高校智库国际化最直接的作用就是让中国了解世界,也让世界认识中国。今天,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空前紧密,中国的发展更加需要对国际环境、各国情势的正确研判。高校智库如果不能充分了解世界,为国家发展出的主意是基于对世界的错觉,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同时,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对中国充满兴趣,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有助于破除偏见、合作共赢。所以,我们希望发挥智库优势,在民间外交的互动过程中既提高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也增进国外学者对中国的认知。其次,从智库建设的角度来看,我们有很多方面应向国外智库学习,例如智库的组织方式、运行方式、成果转化方式,等等。实际上,世界一流智库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在长期摸索中成长起来的,我们作为后来者,要想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走向国际,向国外成熟智库学习。再次,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来看,国际化进程不可或缺。人文社会科学是支撑智库的主要力量,如果其学科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不能在国际平台上展开,那么中国的决策支撑能力就很难快速成长,很难培养出国际水准的思想家、战略家、政策实践家和社会行动家。应当看到,中国社会科学在良性发展三十多年后,已经进入必须转变的阶段,国际化进程有助于使其形成完善的体系,完成自我主体的建构。最后,从中国学术“走出去”的角度看,要在国际舞台上牢牢把握话语权,就要首先形成对话、展开探讨,还应该努力在国外平台上主动设置议题、邀集国际学者讨论中国问题。在这些方面,智库大有可为。

记者:以上我们谈的是认识方面的问题。要切实办好大学智库,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需要观念、体制、组织方式等方面的深刻革新。如何推动这一进程?

林尚立:首要的一点是转变观念,引导高校的学科建设和国家的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学者们把理论研究跟战略思考、政策设计结合起来。只有观念转变了,才能推动不同学科根据国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整合。其次,一定要“打开门”,不仅在校内打开门,也要在校外打开门;不仅打开一层门,还要打开多层门。在校内,要在各个学科之间打开门,要向教授打开门,还要向具备一定能力的学生打开门。高层次的学生是相当重要的力量,既能够支撑智库的基本运行,也能为智库的未来培养人才;在校外,不仅要向政府打开门,也要向社会打开门,要从政府获取研究需求和相关数据,并充分利用社会研究机构等优势力量做好研究。再次,要建立良好的体制机制。这种建立不一定要把旧的体制完全打破,也可以在过去的科研和人才培养体制中嵌入一个新的结构。例如,复旦大学成立了发展研究院,为各个院系服务,实现资源共享,聚智、聚人、聚问题。最后,要培养和汇聚各类人才。一要有稳定的战略科学家,他们是研究的核心和领军者;二要有高度专业化的学术组织经营团队,即集学术能力、行政能力、服务能力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三要聚集方方面面的专家和国际学者。这种聚集应该是流动性的聚集,像万花筒一样聚合而不沉淀。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智库“大脑”的活跃和创新。

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极其缺乏专业化的学术服务团队。随着“智库时代”真正到来,这类人才会成为人才市场上很抢手的群体,只可惜现在我们没有重视这批人存在的价值。实际上,这是高度专业化的一类人才。真正的一流智库,必须拥有非常专业的学术服务团队,把思想以及思想所形成的制度设计转化成思想产品,把思想生产过程或战略生产过程管理好、服务好,把智库和社会、政府、不同学科间的关系经营好。有了他们之后,学者才能够专心于核心研究,提升学术生产的速率与效益。因此,对这类人才的培养与重视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记者:除了智库自身的努力,政府及社会各界还应为智库发展做些什么?

林尚立:首先,国家应该明确对智库的需求,及时公开需要智库提供服务的领域、需要智库提供建议的问题,并提供相应的数据资料协助;其次,社会各界要营造帮助智库发展的良好生态;最后,也是当前呼声很高的一点:建立健全智库成果评价激励机制。

高校智库在现行评价体制机制下遇到很大难题。按照传统观念,决策咨询和政策建议不算成果,只有学术论文才可纳入评价体系。实际上,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应该包含两个维度的目标——终极目标是服务人类长远发展,现实目标是服务国家进步和百姓幸福。学者既应有科学的追求,又要有现实的使命。从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来看,拥有一批为国家出谋划策的专家队伍是极其重要的,政府需要社会的知识体系来支撑它。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社会科学服务社会的使命,继而改革现有“唯学术、唯论文”的评价机制。

我认为,评价智库水平,应当看它服务政府的能力:它是否有成熟的服务机制,能否敏锐地提出问题、建构战略,能否引导和回答社会问题;看它在社会和国际上的公信力、权威性如何。政府可以组织针对智库的评审,评选出对政府决策有重大影响的政策建议,作为衡量智库能力贡献的重要依据。通过此类评审,也可积累丰富的战略智慧,为国家发展提供更加厚重的智力储备。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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